――三河近代工商业略考

三河市物华天宝，地灵人杰，旧属燕地，自古不乏悲壮之士。古语曰：“博学多才之谓艺，顺理成章之谓文。”艺文一项为中国数千载地方之菁华，故《三河县新志》（民国二十四年版）认为：“三邑人文前明最盛，父子御史、兄弟进士、科名显耀不绝于书。迨前清乾嘉以后，迄至现代，屡经政变，几遭兵燹，旧日著述多半无存。此次编辑亦惟在三五世家故纸堆中加意搜索，始得从前杂著若干，与碑记采访四方者并汇一编，以供后日稽古君子得以披览焉，志艺文。”此艺文志序，言之不虚，《三河县新志》的历史价值及艺术成就均超过康熙、乾隆两部《三河县志》，为地方志中的佼佼者。它在人文、科举、沿革、舆地、仕绩等诸多方面考证颇细，文字优美顺畅。不但对文官武将记述颇详，且对孝友、德性、节义、儒林、文苑等亦记述细腻，文笔隽秀。但其遗憾之处，仍在于封建士大夫重科名、轻工商，此历史局限性使然。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三河与多灾多难、积弱积贫的整个中国一样，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不光当时工商业的先行者们值得我辈欣佩，他们的探索精神亦极为可贵。在他们的实践中，有的倾家荡产，有的血本无归（如“利祥生”纺纱厂的几家大股东），有的在战乱、匪患之中，举步维艰，苦苦支撑（如诸多铺家、商号）。他们大多数都失败了，但他们虽败犹荣。在他们的努力之下，迎来了三河工商业的第一缕曙光；在他们的努力之下，为当时三河人民的生活带来了诸多方便，小到油盐酱醋茶，大到衣食住行。他们的工厂，他们的铺号，虽然没有在他们同时代的《三河县新志》中被记录下来。但他们阜物济民的创举却长时间地留在人们的口碑之中。本人生于三河，长于三河，从小常听老人们讲述关于铺家、商号方面的一些趣闻轶事。及长，在机关工作，接触的人越来越多，仕农工商无所不包。虽然自己的专业及工作性质与工商毫不搭边，但商品经济、法制国家、和谐社会乃至科学发展观，大千世界林林总总似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清末民初三河的工商业总是时不时地萦绕胸怀。最近，利用闲暇时间走访了几位耄耋之人，他们都是当时的亲历者。在他们断断续续的讲述中，通过抽丝剥茧、吹糠见米，一遍一遍的悉心梳理，蒙在百年历史上的尘埃被拂掉了。现将其整理成文，以飨读者，为经济强国者鉴。

一京二卫三新集

谈三河的工商业，不能不谈新集镇。“一京二卫三新集”，这是十九世纪末及上个世纪初叶人们对新集镇商贾云集、物阜民丰一片繁荣景象的评价。将新集古镇与北京市、天津卫齐名并驾，不免有些夸张，但也不全是溢美浮夸之词。

谁曾知晓，地处京畿重地的三河大地，首先使用电力照明的不是县城，而是地处蓟（蓟县，现属天津，当时与三河同属直隶）、宝（宝坻县，现属天津，当时属直隶）、三（三河县）金三角的新集古镇。他比周边的县城办电都要早。在三河的历史上，曾三度开启电力照明。第一次是早在1933年，由卢、钱、殷三姓大股东及众多小股东按股份制在新集镇建起的利祥生纺纱厂安装的一台蒸气发电机，供本厂和镇内铺店、粮店照明。不到一年随工厂倒闭而停用；第二次是十年后的１943年8月，日伪县政府在县城安装的1台德国产50千瓦西门子发电机，供县城内日伪军政机构和几家大商号照明。到1945年侵华日军投降后停用；第三次是又过十五年后的1958年，三河县开始办电后，电力应用逐步由城镇到乡村，由照明到工农业生产。直到1976年，全县24个公社、395个大队才全部通了电，电力照明才真正地得到了普及，电灯才真正地进入了寻常百姓家。新集镇早于本县其他地方用电少则10年，多则43年，可见其当时经济的繁荣。

新集古镇在漕运时代，曾经是连接京、津、唐（山）等地北方比较大的水运码头。辛亥革命后，因铁路和陆路交通的发展，漕运时代结束。但新集及三河与外地的通商，仍大部分通过t河水运进行。据该镇吴杰老人讲：他十岁时（公元1931年），每年农历二月至十月为航运期，这是多少年来形成的。当时民船种类主要有鸭嘴船、对槽子帆船、板浆船、摆渡船、打鱼船、小舟等。新集镇正北边的t河岸边是码头，平时船只在河边停靠上百只，绵延二华里，船工一般吃住在船上。装卸工作由脚行的脚夫来干。脚行平时约有100多脚夫，俗称“扛大个儿的”，每扛一石，发一个小牌，当晚到牙行结账。当时最有名的脚夫叫马广才，新集本镇小王庄人。此人力大无比，为当时新集最大的粮行“庆祥裕”装卸粮船，每次扛两石粮食（约400斤）行走如飞，真可谓神力。当时新集镇较大的粮行还有庆祥生、义和永、义发祥、万顺栈、同义成、德顺永、德顺祥、福和永、富兴全、德元长等。上述铺家，有的专营粮食，有的既经营粮食，又经营日用百货，甚至办酒厂、开工厂。如富兴全、德元长、万顺栈等，他们既经营粮食，又办酒厂。

张庄卢桂芬，他家既有数顷良田，又有庆祥号杂货铺，还有复兴号烧锅，玉顺楼、水路码头“大通站”，同时 ，又联合开有“源祥”布店的辛撞村（现属蓟县）的殷景生和小王庄的地主钱继昌为三大股东，以及附近众多土财主为小股东创办的股份制企业――“利祥生”纺纱厂。并购置了发电机及日本进口的机器设备，还办起了为纱厂服务的“钢铁厂”，用以制造纺织机器配件。并且聘请了两名日籍工程师。工厂红红火火地开业了。但其结果却令人寒噤。当地人在纱厂倒闭时有一句戏言，“纺纱厂一哽哽，吓死殷景生”。这句戏言并不幽默，让今人听来却有几分苦涩与悲怆。纺纱厂投产不久，出现了原材料不足、设备质量差、技术人员少、生产经营不善等诸多问题。加之一把大火烧掉了原材料，在后续投资无着落的情况下，工厂倒闭了。旁观者说：股东们原把纺纱厂当作“喷钱兽”，没想到却变成了“吞钱虎”。开始，他们听到纱厂笛声响起，心里乐滋滋的；而现在，听到笛声一响，心里就害怕，浑身打哆嗦。蚀了本儿，干瞪眼没办法。

钱继昌因此家业败落，殷景生因此病死家中，卢家也因此损失惨重。“利祥生”纺纱厂虽然以倒闭告终，但折射出了当时新集镇作为京津之间重要的商品、物资集散地的特殊地位，其周边城镇皆不能与之同日而语。

新集古镇的繁荣，靠的是t河漕运。漕运带动了各行各业的发展。t河漕运，运进的主要是大米、洋面及茶叶、糖、盐等日用百货。运出的主要是当地产的粮食。新集及周边地区盛产粮食，尤其是小麦，当时有“麦窝”之称。它附近的“清甸洼”更是粮食高产区，当时有“清甸洼、清甸洼，打得粮食没人抓”这样的谚语。更有关于“清甸洼金马驹”的传说。每到麦收及秋收，各粮行、粮栈开始收粮。卖粮食的大车排十余里长队，人欢马叫，蔚为壮观。每个粮行用两个斗称量，从早八点到天黑，中间不间歇。每逢一、四、六、九集日，纱线交易摩肩接踵。每逢正月十三  “老爷庙”、四月初一“娘娘庙”、五月十三“包公庙”，各大铺家集资邀请京、津各大戏班的名角来唱大戏，届时，更是人头攒动，熙来攘去，一片繁华景象。由此看来，“一京二卫三新集”的美称并非全是浪得虚名了。

往来八方可行云

    清末民初，三河的经济得以发展不仅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有关，也与其四通八达的水路、陆路交通密不可分。

    《三河史话》一文中提到的军事家赵德钧，他的功绩不仅在于修筑了“固若金汤”的三河县城，而且开漕运，建设芦台盐场，为三河的经济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看罢赵德钧镇芦台诗并小序可知：“德钧镇芦台十年，置盐场、开漕运，饶衍雄一方，威名甚著。迨石敬塘乞契丹兵攻唐，废帝诏德钧为都统，而德钧亦有援契丹自立意。契丹受桑维翰十六州之赂，曰：吾已许石郎矣。遂挟德钧父子归。郁郁而卒。洪东阆曰：废帝以异姓篡唐，德钧耻为之用，又素不屑居敬塘之下，则发奋为雄，亦五代诸君固态耳。幸则为敬塘，不幸则为德钧也。至于榷盐通运，使一方富庶则由此而开也。”

    一遇庄宗识将才，素多权略镇芦台。

    十年龙塞威名著，五季鱼盐利孔开。

割地石郎谋最毒，陷身沙漠志全灰。

只当富庶资余润，渠水还从海道来。

清末民初，本县及周边地区所需芦盐均由t河用船运北上，沿途经新集、小掠马、行仁庄、错桥、里村、马坊、芮家营（后两处现属北京平谷区）等处，商号就近船站装卸货物，较陆运省费多矣。当时，芦盐运至三河主要有行仁庄盐滩和盐商在三河北关临河附近自置地数十亩辟作的盐场，盐来堆积如山，再以车分别由代售商号运至商号各镇总店，量运费多寡每包价洋略为增减。当时，t河北至平谷（三河城东及以上河段旧时称“洳河”，续三河四景“洳水流冰”可为佐证。），南达天津，舟楫往来络绎不绝，三河商民输出输入货物均取于此。

t河这条黄金水道的形成，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在漫长而悠远的历史长河中，几度兴衰，有着几多悲怆和苍凉。唐代诗人李清云在其《山水漫览》中有一首题为《t水渡》的诗：

t河流今古，云帆漫水来。

鸟冲鱼儿遁，波涌堤岸拍。

军粮积如山，车马运征埃。

边关用武地，供给亦劳哉。

早在三河建县之前的秦朝时，沿t河就有许多渡口。东汉建安十一年（公元206年），曹操北征乌桓，运送军粮辎重，其中一条重要的水运路线就是通过t河完成的。魏、晋、隋、唐历代都十分重视航运。唐朝在北方屯有重兵，所需物资由南方经永济渠（南运河）运到天津军粮城，再沿海出直沽北上，其中一路经泉州口入t河至三河、平谷等地，每天数十只木帆船往来运输。金章宗明昌六年（公元1195年），京畿转运使张格，在治理县西部的潮白河及北运河的同时，征夫修t漕。天津河使吏司臣居在平谷四隅开六岭、凿九泉、引七水入t河，同时开七沟，引七水以壮洳河。从此t、洳两河便成了多源汇集之水，芮家营以下河漕加深加宽，水势汹涌，时英城帆榷舟影，穿梭不息。

宣德六年（公元1411年），明朝实行“兑运法”，成化七年（公元1431年）又改为“长运法”，影响了漕运。嘉靖三十五年（公元1555年），为保证北运河畅通，将密云县潮河的分支由南山口堵住，切断了鲍邱水的上源。加上河道失修，三河水运逐渐衰落。

清朝为修东陵，所需粮食、建筑材料，许多从南方经水路运输，新集作为水路码头漕运又兴盛一时。辛亥革命后，由于铁路及公路运输的逐渐增多，我国的漕运基本结束，尤其是缺水的北方。而惟有t河漕运可以经久不衰，主要有两个原因。其一，t河虽然受水位下降影响，自白龙港到三河之间，只能通行吃水50厘米、装卸粮25吨的民船。但是，t河是天津、唐山、芦台盐场乃至北京等方面联系的唯一运输路线，既使水位不太好的情况，也不失其重要性。其二，三河虽无铁路，但适用于疏散、聚集漕运货物的古道却十分发达。三河交通，自古即较发达，远在建县之前的秦朝，t河已是主要的水运通道；由咸阳至山海关的“驰道”从西向东横经县城穿三河全境，为陆路交通要道。此后至清末，以上水、陆交通运输，除水运于明嘉靖后一度衰落，历朝历代均经久不衰。清朝将“驰道”改建为京城至东陵的“御道”，陆路交通更是盛极一时。清朝皇帝、皇后东巡和谒陵，死后出葬，多经过此道。每次皇帝路过，都要黄土铺地、净水泼街。东陵历代皇帝、皇后的陵寝建筑材料，大都由此路拉运。在运输巨大石料、木料时，路面上冬天泼水冻冰，夏天铺麦秸，以便滑行，每天行程仅几里。慈禧陵重达20吨的龙蝠碑，是从房山采石，用126匹骡马，历时73天才运到东陵。当时有人以“事务殷繁，冠盖往来，肩摩毂击，喧闻无比”和“驿使往来，商贾络绎”来描写“御道”交通运输的繁忙景象。民国年间，陆路交通更为发达，新建通唐公路（通州至唐山）与“御道”平行穿过本县；县城与各镇及邻县县城均有干线土路相通。交通极为方便，当时的古道主要有：

三平路，自秦汉形成的古道。由县城北行，7公里至灵山，10公里至掘山头，15公里至高屯堡，20公里至平谷县城。路宽近两丈，沙土平漫，可通马车。

掘段路，是掘山头至段家岭的沙石小道。明朝开拓时曾动用民夫上千人，开山劈岭达半年之久，才修成宽不过丈的沙石路。掘山头石壁上曾留下“征夫修驿路，汗水似锅煮。官吏扬幡过，不知黎民苦”的诗句。

三怀路，从县城西北行，10公里至马坊，经张各庄至峪口，再北行达怀柔县城，是隋唐时形成的古道。

三顺路，三河县城至张各庄，西行经曹庄至杨镇达顺义县。路宽丈余，沙土平漫，通马车。但中隔潮白河，夏季水涨桥撤，通行受阻。亦是隋唐时形成的古道。

三宝路，从县城南行，经兰各庄、闵各庄，10公里至皇庄，转东南行，经埝头至宝坻。路宽丈余，雨季难行。是宋辽时形成的古道。

三香路，从县城西南行，经陈各庄、大曹庄、赵各庄、前丞相、至大厂镇达香河，是明清时形成的古道。

道路可谓“四通八达”,为商品流通打开了方便之门，带动了各业的发展。当时皇庄、新集一带民众受惠最深，该地区学习纺织的人超过半数，据民国二十四年《三河县新志》记载：“杼柚之声不绝于耳，一遇集期，抱布贸丝者踵趾相接，邑南十年九潦，人无冻馁者胥恃此尔。布商收购畅销于古北口外，逐渐发达，民生日裕。闻某村有地二千亩，据村正云：普通每亩农利岁收五元，二十顷当收一万元，吾村有机（织布机器）二百张，据织布家云，每家一张机，合家妇女及老幼不能力田者均从事焉，每月除食用外可得布利十元。以每年十个月计，每机可获一百元，百机可获一万元，二百获利二万元。是二百张布机比二千亩地收入加丰。皇庄以南，因水灾地多被淹，提倡织布，生活日优，相习成风，不耕而获亦与时势造英雄情词相同矣。”

在如此便利的水路、陆路交通条件下，三河县九镇八集，铺户林立，商贾云集。全县工商业的鼎盛时期是清朝末年至民国二十二年（公元1933年），形成粮、布、酒、药、杂货、饮食等行业。光绪元年（公元1875年），错桥村张森在县城南关最早创建“宝顺永”烧锅，以高粱、小麦为主料、豌豆为辅料酿酒，雇工三十余人，日产白酒800斤左右，多就地销售，少量销往北京。至光绪十九年（公元1893年），新集建起“德源长”、“富兴泉”烧锅，皇庄建起“聚德永”、“裕泰和”烧锅，燕郊建起“德泉永”、“天德泉”烧锅 。之后，段家岭又建起“利新永”烧锅。8处烧锅，共计雇工300余人，日耗粮食80余石（折合8吨），产白酒5000余斤。前文提到的新集“利祥生”纺纱厂也诞生于这个时期。当时的铺户仅粮行全县就有近百家。名号较大的粮行，县城有庆丰号、振兴昌、振兴号、俊丰号、富兴永、永合成、裕和祥、元兴号、永德成、大兴隆、广生堂、利和永、中和栈、福兴恒、福兴号、广和栈、宝顺永、德盛厚。其中规模最大、实力最强的要数商会会长陈紫新的振兴昌。分布在皇庄镇、新集镇、燕郊镇、段甲岭镇、高楼镇等地的铺号主要有：聚成号、裕兴号、富有义、瑞丰号、万庆成、增兴号、日兴永、富春号、义德永、聚泰永、裕泰永、义和永、义发祥、万顺栈、同义成、德顺永、德顺祥、庆祥裕、福和永、富兴全、德源长、元瑞恒、李百斗、瑞成斋、天庆店、天成店、聚顺公、泰来、天德泉、德泉永、广聚丰、三盛永、同合成、宝盛永、利新永、永德成、瑞泉栈、天庆丰、集兴永、裕昌号、瑞生堂等。除粮行以外，还有许多兼营粮食的店铺、钱庄。

在此值得一提的还有三河的邮政业。三河旧时有驿站以传递公文，至光绪末年裁撤驿站并于县城内设立二等邮局，创办者为县属胡家桥胡子衡。旋后於城外之马坊、夏垫、皇庄、张各庄等镇设立邮政代办所，不仅供官家呈递公文，并为民间寄信件、汇金钱，利国便民，同时也有力促进了经济发展，诚新政中之最善者也。

除了铺家商号外，当时影响最大的“行商”，要数霍各庄（现属大厂县）的骆驼商队。从清乾隆年间到1941年，一条庞大的骆驼商队，曾穿越于新疆、内蒙、宁夏、山东、山西、河北、河南、陕西、黑龙江等地之间。其商队的经营者是霍各庄村的回民李氏先人，当时被人们称为“骆驼李”。早在明朝万历年前，霍各庄李氏祖先从山东迁居至此，始以租种土地，小本经商为生。后辈有善于经营者，家业兴起，遂成村中富户。清乾隆年间操起驼脚经商（用骆驼做运输工具进行贩运）的行当，由几把骆驼（一把6头）发展到几十把，最兴旺时达几百把，逐渐形成了一支较大规模的骆驼运输商队。驼铃声响遍祖国东北、西北地区的穷乡僻壤，成为交通不发达地区商品流通的重要渠道。时至道光年间，李氏后人李文和已将骆驼增至近千头，买卖兴隆，家底日趋雄厚，远近闻名，为当时京东回回中的首富。李文和支脉繁盛，临终将自己家业分散，支脉分开，在村里形成几大富户。到清朝末年，全村李姓已发展到100多户。继骆驼李到霍各庄百余年之后，又一户山东回民李氏迁到霍各庄定居。因其从山东手推挎车而来，故称挎车李，又称新李。新李家族亦日渐繁盛。因都姓李，后人有不熟悉家谱者，认为李姓都是同族子孙。实际有三分之一李姓是新李家族成员。两个家族共同生活了几百年。新李向骆驼李学会了种地，做买卖，养骆驼，搞商业运输等。那时李氏门中，家家都有骆驼出入。文和之后辈中的南五门、大西场、大北院、黑大门、大过道等都是村中富户。每家都有一二百亩耕地，三四百头骆驼。几十户新李氏家族中也有几家各有三四百头骆驼。时光到了二十世纪初，全村骆驼已发展到3000多头。一条条商队春去冬归，经商域外。每条商队有一名队长和上百名峰徒。长达十几里的骆驼商队，跨过长白山、大兴安岭、小兴安岭、祁连山、博格达山，穿过毛乌素沙漠、腾格里沙漠、巴丹吉林沙漠，长期出没在古北口、承德、沈阳、哈尔滨、海拉尔、齐齐哈尔、乌兰浩特、满洲里、乌兰巴托、乌鲁木齐、哈密、银川、乌海、太原、大同、呼和浩特等地。商队以倒卖食盐、煤油、煤、干鲜果品、棉布、皮毛、粮食、豆类为主。时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骆驼李资财已达顶峰。大北院、大西场、黑大门、大过道等李家门户，家资巨万，相继在三河、夏垫、北京、天津等地开办商号。三十年代末，因国内战乱迭起，土匪四伏，商队常遭不测，很多商者途中遭伤害，故骆驼商们不得不放弃此行，另谋它业。从此霍各庄骆驼队销声匿迹，只留下“骆驼李”之名流传至今。他们这种吃苦耐劳的精神值得我辈发扬光大。

日军占领三河后，苛捐杂税横生，造成殷实者仅可敷衍营业，小本经营者无法支持而倒闭。到1945年日军投降时，全县9个集镇仅有各业商号（店铺）156家。此后，人民政府领导群众清算汉奸经营的工商业，保护、发展私营个体工商业，使全县工商业店铺在近一年的时间里增加到241家。市井繁荣，民生安定。1947年国民党军队占领期间，城内外修建明碉暗堡数十处，庙宇等古建筑多被拆毁，商店倒闭十之五六，经济每况愈下。民国初年县城就有商号铺店40多家，而1948年9月县城第二次解放时，店铺只有永和成、双和祥等杂货、布店、药铺等19家。　

牛羊总汇夏垫镇

夏垫镇原属三河县（1955年4月19日，国务院令：建立大厂回族自治县。原属三河的大厂、夏垫两镇及65个村庄划归自治县）。清康熙年间（公元1662至1722年），在夏垫镇建集市一处。因夏垫附近回民集居，善于经营牛羊贩运业，逐渐在此形成牛羊集散地。其联系地域很广阔，南到河南，北到内蒙古，西到宁夏，东到黑龙江。特别是内蒙古、张家口、天津的牛羊商人到此甚多。买卖成交后，主要向北京及外地发运，每逢集日，四方来客轰牛赶羊，络绎不绝。中秋节前后的集市，每日牛羊吞吐量可达万头之多。当时的“牛羊总汇”，曾几度惊动总统和京兆尹。时任京兆尹的王志襄在为夏垫镇南寺头村的乡绅杨景芳所立传文云：“民国四年，予尹京兆，侦悉三河夏垫回汉杂处，为京东巨镇，西北口牛羊总汇于兹。每年七八九月一集售价多至十万元。以故盗贼蕴业，白昼持枪抢夺，县官延误岁常三四易人”。民国二十四年版《三河县新志》为唐玉书所立传文曰：“唐玉书，字宝森，四川三台县优贡朝考一等用知县，历任宛平、昌平、香河、宝坻、蓟县、顺义、延庆、迁安。补三河实缺去而回任者两次，仁声远播，妇孺皆知，邑人望之俨家人父子若，忘其为官者也。公政尚宽平，遇命盗案从未轻杀一人，而盗贼远飑。在任十余年，地方安谧，出人意料之外。有知公者曰：公治盗治本不治标，故收效而人不觉。初，公道任，点卯集牙行于大堂，谕之曰：汝等闻我任宝坻、蓟州革牙行乎？曰：闻革陋规，未闻革牙行也。公曰：三河为我实缺，一年在任一年不革，十年在任十年不革。天日在上，吾言不食。但汝等必须守法，倘违法扰民，轻且监禁，决不宽纵。众唯唯叩谢。新官换贴一文不需，皆喜出望外。是年十一月，公因宛平任交案撤任。继任至，索陋规押追至严急。县西夏垫镇南寺头村人杨开甲，号仲仙，时任总统府中将卫士武官长，以其情实告总统曰：三河夏垫牛羊市一集或过十万元（银元），实缺唐官不需索分文，回汉两教牙行七八百家皆得维生活。唐去又遭押追矣，现押者开甲之胞兄也。老母七十余，颇惶，急驰书来，故不敢不告。时任总统立电京兆尹，饬唐回任。并颁明令谓欠款中不少廉能之吏，著一律免追。彼时，杨与唐面不相识也。厥后三年，公调顺义，六年又回三河，至十四年中间，盗案极稀，几于路不拾遗。”

这种繁荣景象的出现是在民国初年，当时，国家出现了短时的“和平”，让夏垫古镇占尽天时、地利、人和之便。他的优势在于夏垫既邻近京、津、唐及内蒙古，又属回民集居区。而到了民国二十四年，由于连年的战乱，匪患以及民国政府的苛捐杂税，夏垫镇与县城乃至全国一样，形势巨变，市井萧条，恍若天渊。

据民国《三河县新志》记载：“县内九镇八集，在昔各种商号具备。现盐商只存总店，子店早经取消，民间食盐由各镇殷实商号代售。近因军事频兴，人惮归市，名为开幕，实确等闭门，红利又何足言也。市井日渐萧条，而捐税仍照常缴纳，已是殷实者，仅能敷衍，而资本无多者，遂无法支持矣。（按：夏垫镇商号附带钱业者多，获利亦厚，其来源均恃牛羊市。自古北口关税不能自主，牛羊商贩日少，该市日渐凋敝。长此以往，非惟牙纪商号直接受其亏累，而赋税无法缴纳，学警两款间接亦受其影响。再者，皇庄土布昔畅销古北口外，自二十二年后输出渐少，布商颇形恐慌。观两镇现状则全县可知矣。）”。

除了贪官的横征暴敛之外，战争，尤其是两次直奉战争，给夏垫及三河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民国十三年（公元1924年），直奉再战，奉军驻三河城内。一日某军官问当地人：你愿意我们取胜吗？回答说：愿意。军官笑着说：胜则捐死你，败则抢死你。乡人闻之，不寒而栗，乃唯唯而退。

民国十五年（公元1926年），冯奉作战，以白河为界。奉军进驻夏垫，民间损失惨重。

民国十六年（公元1927年），郑泽生带骑兵一万，由古北口进驻三河，索要现大洋数万元。孙秉璋县长无力应付，辞职而去。商民凑洋钱四千元交郑，始去。后归奉天张大帅改编，银元如数补还。

民国十八年（公元1929年），由县征兵数百名送往北平。民间雇兵一名需现大洋一二百元不等，有逃回家者，该军追回县讹诈，声称拐走枪支，勒令包赔。乡民叫苦不迭。

民国二十二年（公元1933年）农历四月廿四日，日军逼近t河。鏖战两昼夜，我军退出。敌军长驱直入，占领夏垫、太平庄、兴隆庄等处。商民逃避十室九空，惨不忍睹。

张大帅的奉军，军纪败坏，扰民尤甚，入室抢劫，时有发生。百姓敢怒不敢言。当时流传在三河的一首无名氏所作的诗可作其写照：

蕞尔弹丸地，开来一旅兵。

喧宾翻夺主，比户竟屯营。

既畏淫威逞，还将笑脸迎。

贪泉终不厌，欲壑总难盈。

大好山河碎，无情炮火轰。

军心狼虎暴，民命草菅轻。

戒备囊储弹，巡逻袖出檠。

深更呼口令，半步禁前行。

母老哭无泪，儿娇啼遏声。

犬驱郊外吠，鸡遂树间鸣。

马驾车输运，人牵犁耨耕。

鸣春已误，鹤唳日l@。

窃取箱封锁，疑藏院掘坑。

金钱随处觅，粮秣满街倾。

歧视同仇寇，休言皆弟兄。

檄传开拔去，人喜c更生。

敢借春秋笔，间恣日月评。

治军真如此，奚望大功成。

正如民国《三河县新志》所载“民国以来，时局不靖，军事频兴，此往彼来，诛求无厌，商民不胜其扰。于县城内立支应局以应军需。嗣奉命取缔，改为维持会，旋改特务干事股。名虽不同支应一也。数年来支应车辆马匹粮秣人夫等费，其费不可胜计，农村破产，市井萧条，谁为为之？孰令致之哉！”

前文曾两次言道：牛羊总汇夏垫镇，七八九三个月为销售旺季，每集交易额达十万元。当时情况是：夏垫镇、张各庄每逢三、八日大集，五、十日小集，每月十二个集日。当时民国政府牛羊交易税的税率是８％，其中正税为六，附税为二。买者付2/3，卖者付1/3。以此算来，每个集日光2%的附税一项，就可达2000元。每月十二个集日收附税24000元，七八九三个月的旺季，便可收附税72000元。再加上其余九个月的淡季，远远高于这个数目。而《三河县财政岁入地方款一览表》（民国二十二年即1934年）总计：86223元。《三河县财政局岁支出地方款一览表》（民国二十二年）总计：84467元。由此看来，仅夏垫一镇，牛羊交易附税（即牙税）几近全县警、学、机关等各项开支，如果加上地亩、洋线、商业、屠宰等多种附加税，远比全县支出要高得多。而其它集镇交易税及地亩税等苛捐杂税（付税）都流向了哪里？只有两个答案，一是牙行截流，中饱私囊。二是贪官污吏贪污自肥。国民政府之腐败，由此一管可窥全豹。

三河近代工商业由兴到衰，不惟战乱与匪患，贪官污吏及其苛捐杂税亦难逃其咎。工商业凋敝，看似偶然，实属历史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