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鸿翔（1896.1.5―1975.7.2），字艺汀，段甲岭人。

        张出身书香门弟，自幼对求学有着浓厚的兴趣。然而由于父亲热衷于经营祖业，却极力反对孩子们求学，因此张鸿翔高小毕业后，父亲便要其辍学。张鸿翔则为了能继续深造，走东串西，找来老师及家族的叔伯极力说服，父母无奈，只得勉强答应。张鸿翔中学时代，正值帝国主义列强进一步瓜分中国之时，中国在腐败无能的清政府统治下，经济凋敝，贫穷孱弱，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目睹这些，张鸿翔在沉思：为什么中国任人宰割，饥寒交迫，民不聊生，而朝庭却孰视无睹……他似乎懂得了什么，决心攻读史学，揭开中国历史的画卷，唤起人民的觉醒，为祖国尽微薄之力。

        张鸿翔中学毕业后，便投考了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系，开始了他对历史的学习和探讨。此时父母又出来百般阻挠，竟以少付学费来威吓，但这并没有动摇张探讨史学的决心，一方面省吃俭用，另一方面靠课余时间去“今是”和“辅仁”中学任教，获取微薄收入以交纳学费，生活虽很艰苦，仍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为了进一步开拓史学领域，又入国立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后改为北大研究院）学习。翌年春赴日本东京高师留学，同年爆发了“九・一八”事变，日军的铁蹄踏遍了东北三省，他义愤填膺，弃学而归。

        1937年，“七・七”事变后，北平沦陷，他身处危城，忧国优民。为保持民族气节，在收入微薄、物价飞涨、生活艰难的困境下，他坚持只在不受日伪管治的辅仁大学任教。一些为日伪管治的学校，虽一再向他游说，劝其担任教职，均被拒绝，更不在日伪文化机关的报章、刊物上发表文章，以昭操守。

        全国解放后，张鸿翔将全部精力用于史学研究，在生活上，他十分俭朴，从不吸烟饮酒，更不注重修饰边幅，室内的陈设也是相当简陋的。他家生活稍有好转，就叮嘱家人要厉行节约，而他却将积蓄全部用于购置书籍。在时间上，他不虚度一分一秒。院系调整时，他由辅仁大学转为北师大史学系任教授，虽心胜病严重，血压过高，仍每天到各大图书馆及档案馆查阅、收集资料，孜孜不倦地从事史学写作。张鸿翔在明史的研究方面有很深的造诣。仅从《明历代实录》中，他用蝇头小楷所摘录的资料就高达数尺。在研究明史中，他非常注重明代民族关系的研究。所撰《明外族赐姓考》及《续考》，《明史卷一五六诸臣世系表》，《明西北归化人世系表》，都是研究各民族与明王朝关系的结果，属于民族关系史的重要著作。他还留意收集被人忽视的妇女问题，撰写了《明北族列女传》。

        张鸿翔治学一丝不苟，辨本溯源，考证精湛，所撰《长城关堡录》，将长城内外数千里的要塞条举目张，成为地理工具书。他博览约取，手不释卷，用功很勤。张鸿翔在70岁高龄还着手著述《长城修建考》一书。为了能早日完篇，他日以继夜地查阅资料和写作，吃饭时常常是一手端碗，一手翻书；有时晚上刚躺在床上，突然想起某个问题，便起身记在本上；有时为了弄清一个问题的来龙去脉，则通宵达旦，彻夜不眠。时间不久，因劳累过度，加之年龄过高，造成血压上升，左目失明。然而他并没有停止写作，靠右眼用放大镜看书，当时家人及好友竭力相劝，不要过于劳累。但他还是不肯休息，仍拼命地忙碌着，他查阅了大量的资料，翻阅了二十四史，参考了二百多种书籍。他屋内的书架上、桌子上、椅子上乃至床榻上到处堆满了书。最后终因用脑过度，积劳成疾，染及肺炎，引起心力衰竭，于1975年7月2日病故于北京协和医院。临终时他还以未能完成这部著作为遗憾，谆嘱家人妥为保护他的遗稿和存书。

        涨鸿翔的大半生都处于恶势力的包围中，然而他却象莲花一样出淤泥而不染。他虽已离开了我们，但那刚正爱国，潜心治学的精神将给我们留下永久的怀念。